墨西哥经济发展历史
第一部分：前言
墨西哥的现状，正是从1982年开始所施行的新自由主义化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大规模的工人农民失业不仅导致了革命制度党霸权的垮台，更是成为了毒贩和帮派的后备力量，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历任政府的腐败和底下更是进一步的促进了局势的恶化。本篇文章将简单的介绍从1982年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上台直到2018年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上台之间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
既然要提到革命制度党的霸权，那么就不能不介绍革命制度党本身。革命制度党来源自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多方起义者联合起来击败了波菲里奥·迪亚兹。1929年，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党成立，随后该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1934年，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在其任内实施土地改革，国有化外国石油公司，鼓励工会发展，组织社会主义教育改革。1938年，国民革命党正式改名为墨西哥革命党。
卡德纳斯的治下墨西哥革命党施行了一种被叫做“职团主义”的制度。党被分为了四个部门：工人部，农民部，军人部和人民部。每个部门都存在着一个垂直性的结构，例如工人部就是通过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来控制全国绝大部分的工会组织，在极盛时期曾包含30多个行业工会和9000多个基层工会。由于革命党几乎是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劳工联合会会以开除的形式威胁那些不听话的工会和工人，例如著名的工会运动家比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就因和卡马乔不合而被劳工联合会开除。1940年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上任后取消了军人部，限制了军人权利，这使得墨西哥成为了冷战时期整个拉丁美洲没要被军方政变的少数国家之一。在卡马乔任内，墨西哥革命党也正式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
PRI的政治体系是比较特殊的：每位总统的任期为6年，但是不得连任。由于PRI在大选中总能依靠职团得到70%甚至80%的选票，因此党内选举变得比真正的大选更加重要。然而所谓的党内选举也几乎毫无悬念，这是由于每名总统可以在任期结束直接提名下一任接班人，所以党内选举在大多数时候也成为了走过场。同样的是墨西哥整体的政治结构，虽然在名义上是模仿美国的联邦，但是总统总能有办法让下面的人听话，墨西哥在这段时间内是事实上的单一制国家。
PRI前几名总统任内施行的主要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来源于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的等多名拉丁美洲的新马克思主义这，普雷维什观察到落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外围”的经济关系，进而发展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希望摆脱欠发达的状态就必须摆脱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在实际操作中，整个20世纪50到7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通常而言包括了对进口的工业制成品收重税，但给与工业半成品优惠的方式促进工业化。此外，各国政府保持着支持福利制度的色彩，希望通过发放福利来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只有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中高层享受到了这一红利，农民和边缘群体没能获得任何好处。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通过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有些国家甚至是借外债。于是，在马特奥斯总统（1958-1964）和奥尔达兹总统（1964-1970）间债务大量增加，这位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反对派在墨西哥政坛中仍然存在，其中最大的反对派是建立于1938年的国家行动党（PAN）。基于对卡德纳斯总统社会主义教育的反对，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为首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创建了这一党派。由于PAN实力过于弱小，它在政治上也没有太大的呼声。反而是PRI主动进行的一些政治改革措施帮助PAN扩大了影响力：马特奥斯总统在任内允许各反对党每获得0.5%的大选票就能在议会内获得一个席位，最高20席；奥尔达兹总统任内的党主席洛萨诺·马德拉索允许市一级地方开放选举；波蒂略总统（1976-1982）任内更是通过了《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扩大了众议院席位且按照比例分配。但总的来说，PRI直到目前还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
最终，时间来到了1982年的选举，波蒂略总统正在为了他在政治上的候选人发愁：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债增加，198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0%。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价格也在同年暴跌，石油价格暴跌严重影响了财政和普通市民的生活，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局长豪尔赫·迪亚兹·塞拉诺也因为擅自宣布下调油价而开除。与此同时，波蒂略在墨西哥城郊外建造的豪华宫殿却被曝光，他瞬间就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此时他只剩下两名最可能的候选人：哈维尔·加西亚·帕尼亚瓜，PRI主席，前国防部长之子。他被认为是最贴近墨西哥革命精神和波蒂略路线的人；或是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波蒂略的学生，预算部部长。他拥有精湛的行政和财务能力，只不过他是一名技术官僚。最终，他选择了米格尔·德拉马德里，而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第二部分：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时期（1982-1988）
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1934年12月12日出生于科利马。作为前任总统的学生和好友，德拉马德里却有着和其它PRI总统不一样的出身。他不仅拥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士学位，还在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在墨西哥银行工作，直到1965年在财政和公共信贷秘书处获得了一个位置。这样的简历却让他在党内获得了许多敌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PRI的总统就算不是军人也至少和军队有着深厚的关系，可现在一个坐了二十年办公室的人居然就坐成了总统，党内的分裂也为后来埋下了伏笔。
更加非正统的是，德拉马德里在肯尼迪政府的学习期间逐渐成为了市场化的支持者，他认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能够拯救当时墨西哥100%的通货膨胀率。为了应对党内的反抗者，德拉马德里大量提拔了他在墨西哥银行时期的同事，这一群新自由主义后来被称为“技术官僚派”----不左，不右，只在乎治与乱。
1985年的大地震却暴露了德拉马德里治理能力的底下，这场8.0级的地震发生在了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50公里的地方，造成了至少5000人的死亡。受灾的人民看到军队到来希望能得到救援，然而他们却只是来防止抢劫发生。
1986年，德拉马德里执行了一项选举改革，包括如下内容：
1：众议院内比例选举至的席位由100增加到200
2：参议院现在由每州两名参议员和首都的两名参议员组成，每三年选举一半的成员
3：建立墨西哥城的立法院
1988年，洛萨诺·卡德纳斯的儿子，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和一些PRI内部的左派议员在党内组建了民主潮流派。他们指责德拉马德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背离了PRI的初衷，民主潮流派要求德拉马德里选择夸特莫克·卡德纳斯为下一届总统。德拉马德里的选择则是将民主潮流派全部开除出党。
作为被开除的回应，夸特莫克宣布建立了反建制的国家民主阵线（FDN）并欢迎一切反对PRI的人加入。
随着选举开始，FDN的支持率却远远大于PRI。于是，讽刺的事情发生了：在“最公正的，第一次使用电脑记票”的1988选举中，PRI突然宣布电脑系统崩溃了。而在“系统崩溃”了整整一周后，PRI总书记豪尔赫·德拉维加宣布PRI的卡洛斯·萨利纳斯以50.7%的选票赢下选举
第三部分：卡洛斯·萨利纳斯时期（1988-1994）
《毒枭·墨西哥》第二季里曾经出现了一个名字被涂黑的“下任总统”的档案。
虽然没有名字，但是它映射的就是这位新自由主义导师，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萨利纳斯出生于1948年4月3日，他的父亲是马特奥斯总统任期时的工业和金融部长。和德拉马德里类似的是他的高学历，他不仅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更是在哈佛大学深造取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也许就是德拉马德里选择他作为下一任总统获选人的原因。
例如：墨西哥彻底放款了外资界限，在石油工业和银行业甚至从原有的49%上升到了100%；外国投资者提出投资申请后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答复则自动被视为批准。此外萨利纳斯大量的将墨西哥的国企私有化。在他执政期间，他将1075家国企全部私有化并取消了价格管制和税率。
1990年，萨利纳斯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他在这一年私有化了18家关键银行和金融机构。据统计显示，私有化的政策总共获利250亿美元，但是墨西哥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变好。墨西哥的经济变得过度利用外资。
萨利纳斯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同样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自墨西哥革命以来，政府和教会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然而萨利纳斯在就职典礼上却破天荒的邀请6名天主教教士参加典礼。萨利纳斯在冷战结束后也决定“宁做凤尾，不做鸡头”，退出了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组织，转而一边倒向美国，希望通过NAFTA的谈判让墨西哥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一部分。他甚至允许墨西哥收留来自古巴的极右翼份子，敦促古巴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或是邀请美国观察代表观察墨西哥选举。
萨利纳斯在政治上也进行了关键的改革：每个选区的代表人数增加到了4位，其中3位为选举获胜者，剩下一位则是选举中排名第二的政党。这一改革实际上允许反对派们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地方政治扩展他们的影响力。
一系列改革的结果彻底从根基上摧毁了PRI的职团主义制度。对于各个农团而言，在允许农业土地商业化后许许多多的地主又出现了。普通农民认为农团没有任何加入的意义纷纷退出，一些地方的无地农民开始零星的发动起义；由于私有化期间大量的解雇工人，工人们纷纷开始罢工，退出CTM；大量被裁撤的公务员使得本应代表中产阶级的人民部也变得无足轻重，中产阶级们纷纷加入PAN。
这样的矛盾终于在1994年迎来了总爆发：在1月1日，NAFTA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南方恰帕斯州的印第安农民发动了起义。印第安公社的神圣是写在墨西哥宪法27条内的，公社的土地不能被随便买卖。然而这一条款始终被美国政府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提出如果墨西哥想要加入NAFTA则必须修改第27条。萨利纳斯毫不后悔的修改了第27条，允许印第安公社的私有化。
政治上的危机还在继续：1994年是大选年，萨利纳斯应该选择自己的继承者。他首先选择了路易斯·唐纳多·科洛西奥，但科洛西奥的支持率一度不理想。于是，科洛西奥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中的立场是偏向于萨帕塔起义军，反对萨利纳斯的。在演讲的两天后，他就被刺杀了。
第四部分：恩内斯托·塞迪略时期（1994-2000）
作为被莫名其妙架上总统之位的人，恩内斯特·塞迪略本来对总统毫无想法。他刚刚上位就碰上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萨利纳斯在任上大量实施私有化获得了大笔现金，然而这些现金并没有没用于工业的再生产。在萨利纳斯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已经让墨西哥比索出现了贬值的苗头，但萨利纳斯运用自己的威望强行压住了比索贬值。萨利纳斯一下台，矛盾直接爆发，大量外资出逃，国有外汇储备急剧减少。19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宣布比索贬值，随后在3天内比索贬值了60%，外资外流50亿美元。到1995年1月，墨西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损失了7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也回到了51.9%，也就是萨利纳斯上台之前的1988年。
在危机的影响下，墨西哥只好依靠美国和IMF援助渡过难关。1996年，塞迪略又开战了金融改革，包括施行自由浮动汇率和扩大全国银行和证券委员会的权利。
从政治上来看，虽然塞迪略清算了前任总统萨利纳斯，但他本质上却想走一条新自由主义和宏观调控两手都要抓的道路。在他就任总统后，他就宣布对唐纳多·科洛西奥被刺杀开展调查。调查的结果指向了卡洛斯·萨利纳斯的哥哥劳尔·萨利纳斯。这件事情其实很怪，因为劳尔确实杀了人，但是杀的是前总统埃切维利亚的小舅子。在1996年9月党的十七大上，塞迪略又宣布修改党章回到“革命民族主义”的路线上，取消了现任总统直接指定下一任总统候选人的规定而改为党内选举，打击了萨利纳斯的技术官僚派成员。
1997年，塞迪略宣布了《为促进决定性的选举改革修改宪法的建议》。在这份修改后的宪法中，规定了任何一个政党在议会内的席位不能超过60%；选举委员会从革命制度党下属机构独立（就是1988年选举中宣布电脑系统坏了的那个单位）；首都市长改为直选。一系列操作下来允许PAN和PRD在多个州赢下了选举。
最终，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塞迪略不但不支持PRI的候选人，更是表示要和“PRI保持健康的距离”。最终，PRI输掉了选举，PAN的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成为了新一任总统。
第五部分：比森特·福克斯时期（2000-2006）
有趣的是，福克斯的大部分事迹都能在百度百科上找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4%E6%A3%AE%E7%89%B9%C2%B7%E7%A6%8F%E5%85%8B%E6%96%AF%C2%B7%E5%85%8B%E8%90%A8%E8%BE%BE/2620698
这里做几点补充。
首先，关于福克斯本人在PAN的位置。PAN在发展期间逐渐产生了两个派系，其一是代表着中小企业商人的温和派。他们比起天主教更希望政府能够放开市场做生意，意识形态也更加温和。1997年选举中，温和派甚至在一些州和PRD合作反对PRI。另一派则是继承者建党传统的保守基督派。两派内斗激烈程度不亚于另外两个党。在2000年，福克斯之友强大的金钱攻势允许他在党内击败了保守派，登上总统宝座。
关于福克斯政令不通，这实际上也是墨西哥政府遗留的问题。在PRI霸权的年代，虽然墨西哥宪法明确了墨西哥是一个联邦，但是总统来自PRI，各州州长也来自PRI。总统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州长，总是能想出九种方法把他们整死。随着PRI下台，许多地方的州政府却还在他们控制之下，他们自然也不会听从一位PAN总统的任何命令。唯一能让双方达成共识的就是继续私有化国有企业。比森特在任期间，又私有化了如下企业：两家国有航空公司，墨西哥城国际机场，墨西哥贸易银行12%的股份，国家保险公司，20个港务局，西北地区铁路，墨西哥铁路运输集团25%的股份，墨西哥山谷铁路局25%的股份，以及南方铁路局等。
福克斯将主要的经济成长押在了美国身上。当时有不少墨西哥人前往美国打工，福克斯希望美国能够放松对墨西哥的入境限制，允许更多墨西哥人在美国工作。911打碎了这一美梦，美国不仅加大了对墨西哥的边境管控，更是严查境内向境外的汇款（已经在美国工作的人发现很难往回汇款）。福克斯的经济承诺也只好被当成白日梦。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共和党军工复合体为了赚钱解禁了武器出口限制。他们向墨西哥售卖的武器，大多经过转手卖到了一个叫“矮子”古兹曼的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话题聊的太多，这篇文章就不讲了。
在福克斯执政末期，主要的政治事件则是关于墨西哥城市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一系列指控。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是PRD内冉冉升起的一刻新星，他在2000年的墨西哥城市长选举中赢得了席位。在他执政期间，他严打犯罪，发展房屋，现代化公共设施，为老人发放养老金。到他2006年卸任时，他获得了84%的好评。
按照墨西哥的法律，任何民选的政府官员自动拥有免于被诉讼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能起诉任何一位选举的官员。当然这种权利可以被免除。当奥夫拉多尔作为最耀眼的左派新星宣布参加2006年总统大选后，司法部长拉斐尔·孔查突然以奥夫拉多尔未能阻止一座在非法征用的土地上修建的私人医院而要求取消奥夫拉多尔的免诉权。根据墨西哥宪法规定，正在被起诉的人不能参加总统选举，PRD支持者和左派纷纷认为这是右派想在选举前打黑枪。在几十万支持者上街抗议司法不公后，司法部长辞职。奥夫拉多尔失去了免诉权，但司法部取消了关于医院的指控。
2006年选举的争议。尽管奥夫拉多尔被右派指责为“玻（利维亚）奸”和“查韦斯奸细”，奥夫拉多尔提出了自己的50条纲领。这份纲领被认为是受到了罗斯福的启发。他和PAN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隆只差了0.58%的选票。费利佩·卡尔德隆将成为下一个6年的主宰，不过没关系，以后还会看到奥夫拉多尔的。
第六部分：费利佩·卡尔德隆时期（2006-2012）
暂缺
第七部分：恩里克·佩那·涅托时期（2012-2018）
由于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甲型H1N1流感不利，国家行动党的支持在卡尔德龙的后半任期内快速下滑。相比之下，革命制度党在丢失政权后终于重振旗鼓，重新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2012年，墨西哥州州长恩里克·佩那·涅托通过打出改革旗号，很快就获得了超过半数的支持率。2012年7月1日，恩里克·佩那·涅托以39.17%的得票率成为下一任墨西哥总统。
那么，恩里克的“改革”有走向何方呢？令人诧异的是，所谓“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将墨西哥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之一的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全面私有化。不仅如此，从选举开始前恩里克与其它两党进行谈话，随后宣布了墨西哥协议的诞生。在这份协议中，革命制度党，民主革命党，国家行动党和生态绿党承认“继续经济民主化”的必要性。终于，一个左翼阵线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党和一个保守主义的党在新自由主义的阵线上站在了一起。 很快，民主革命党内以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为首的反对派再一次退出了这个曾经代表了反新自由主义的党，重新建立了国家重建运动（MORENA）。
第八部分：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时期（2018-至今）
暂缺
一些参考资料：
中文部分：
陈之芸等，1996，《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北经济一体化的尝试》，经济管理出版社。
顾钰民；伍山林编，2002，《保守的理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
何国世，2019，《墨西哥史----仙人掌王国（第三版）》，三民书局。
卡门·博洛萨；迈克·华莱士，2014，《毒品史：美国和墨西哥的百年恩怨》，张艳蕊；温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1990，《剑桥拉丁美洲史卷七：1930年以来的中美洲》，江时学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迈克尔·迈耶；威廉·毕兹利，2000，《墨西哥史》，复旦人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
钱乘旦主编，2016，《世界现代化历程：拉丁美洲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若彦，2004，《经济全球化与墨西哥对外战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忠民；江立华编，2021，《发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世澄，2009，《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
袁东振，杨建民等，2016，《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袁东振，202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晓金，2020，《1994-2014年墨西哥财政政策选择与效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文部分：
Adam David Morton, 2003, Structural Change and Neoliberalism in Mexico: 'Passive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rd World Quarterly.
Adrián Lucardi, 2016, Building Support from Below? Subnational Elections, Diffusion Effects, and the Growth of the Opposition in Mexico, 1984-2000,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Alberto Díaz-Dapena; Esteban Fernández-Vázquez; Rafael Garduño-Rivera and Fernando Rubiera-Morollon, 2019,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effects of NAFTA on local
convergence in Mexico: 1980–2008, APPLIED ECONOMICS.
Alejandro Álvarez Béjar, 2007, Mexico after the Elections: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 the Exhaustion of Predatory Neoliberalism, Monthly Review.
Asa Cristina Laurell, 2015, Three Decades of Neoliberalism in Mexico: The Destruction of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Chappell Lawson, 2007, How Did We Get Here? Mexican Democracy after the 2006 Elections, PSOnline.
Dag Mossige, 2013, Mexico’s Left: The Paradox of the PRD, FirstForumPress.
David A. Shirk, 2000, Mexico's Victory: Vicente Fox and the Rise of the P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ieter Nohlen, 2005, Elections In The Americas: A Data Handbo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rothy E. Mosby, 2014, Book review of Mexico's left: the paradox of the PRD, The Latin Americanist.
Elodie Bordat-Chauvin, 2016, Cultural Policies and Change: Mexico and Argentina after the Neoliberal Turn (1983–2012), Latin American Policy.
Gilles Serra, 2013, Demise and Resurrection of a Dominant Party: Understanding the PRI’s Comeback in Mexico,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Gilles Serra, 2014, The 2012 elections in Mexico: Return of the dominant par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er for Economics Research and Teaching.
Gustavo Flores-Macías, 2012, Mexico’s 2012 Elections: The Return of the PRI,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lder Ferreira Do Vale; Isabel Wences, 2012, The 2012 Elections in Mexico: The Birth of a Consolidated Federal Democracy?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Studies.
Helder Ferreira Do Vale, 2016, Federal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in Mexico's 2015 Elections,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Hepzibah Munoz Martinez; Thomas Marois, 2014, Capital fixity and mobility in response to the 2008–09 crisis: variegated neoliberalism in Mexico and Turke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İlgü Özler, 2009, Out of the Plaza and into the Office: Social Movement Leaders in the PRD, Estudios Mexicanos.
Joseph L. Klesner, 2007, The July 2006 presidential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in Mexico, Electoral Studies
Juan Pablo Arroyo Ortiz, 2019, The establishment of neoliberalism in Mexico, Universidad Naciónal Autonóma de México.
Kathleen Bruhn; Kenneth F. Greene, 2007, Elite Polarization Meets Mass Moderation in Mexico’s 2006 Elections, PSOnline.
Kathy Baylis; Rafael Garduño-Rivera; Gianfranco Piras, 2012,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NAFTA in Mexico: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municipalit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Miguel de la Madrid, 1982, Miguel de la Madrid on Population Policy in Mexico,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Miguel de la Madrid, 1984, Mexico: The New Challenges. Foreign Affairs
Octavio Rodríguez Araujo; Lorna Scott Fox, 2010, The Emergence and Entrenchment of a New Political Regime in Mexico,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Patrick Cronin, 2003, Explaining free trade: Mexico, 1985-1988,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Randal Sheppard, 2011, Nationalism, economic crisis and ‘realistic revolution’ in 1980s Mexico,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teven T. Wuhs, 2013, Inclusion and its moderating effects on idea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Mexico’s Partido Accio´n Nacional, Party Politics.
Tara A. Schwegler, 2008, Take it from the top (down)? Rethinking neo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hierarchy in Mexico, American Ethbologist.
Tina Hilgers, 2008,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Mexico's PR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