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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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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09-29 0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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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是第38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召开前一天,中华民国民航局长沈启来到了这座被台湾人称为蒙特娄,被大陆人译作蒙特利尔的城市。沈启正好是在台湾退出联合国的那一年开始在民航局工作,整整42年后,她对自己有机会率团回到国际民航组织感到非常荣幸和激动。在和记者的访谈中,她谈及了台湾代表团的与会情况、和大陆代表团互动的细节,表达了在大会之后台湾参加后续区域性会议的愿望,而对台湾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的前景,沈局长表示相当乐观。
会议首日上午9点45分,会员国进场,由九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台湾代表团和其他观察员11点入场参加开幕式,大会批准设立委员会,选举理事会成员国,下午两点会议重新开始后讨论各委员会报告,选举大会主席。晚上,台湾代表团参加了由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举办的酒会。第二天开始项目讨论,台湾代表团参加了经济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行政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等委员会的讨论,晚上还出席了由东道主加拿大举办的酒会。沈局长表示“由于不是会员,台湾没有投票权,但我们在会议中的待遇和其他的观察员是一样的”。在这里她提到的其他观察员包括全球航空运输协会、世界气象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非政府组织。
大会期间,台湾代表团与大陆代表团之间的互动引人关注。26日晚,台湾代表团举行小型酒会,宴请友邦代表及加拿大官员和国会议员,大陆代表不在受邀之列。对此,沈启解释说“虽然我们和大陆的关系有改善,但在外交和正式场合还没有协商出好的办法,互动还是比较容易变成政治议题”。
不过她透露在大会上,双方就有良好的互动,仅第一天会议,双方就两次相遇寒暄,大陆领队是中国民航局夏副局长,他对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到来表示欢迎。沈启说目前两岸每周航班达616班次,台湾飞大陆有54个点,大陆到台湾10个点,双方每半年都会会面,到今年年底,飞行班次可能增加到670架次。沈启表示要与大陆谈的问题很多,诸如增加航班、大陆航班延期问题严重、飞航安全、空管和气象的技术交流以及飞机维修等问题,但都要等回台湾再行安排,在蒙特利尔期间,双方互动只发生在会议间隙,并没有单独举行会谈的计划。
会议期间,大会理事会主席罗伯托·科韦·冈萨雷斯(Roberto Kobeh-Gonzalez)向新闻界透露,台湾这次以“主席贵宾”而非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是北京的提议。对此沈启表示她接到国际民航组织的信函上,邀请台湾以“GUEST”的身份与会。这个身份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中文译为“特约贵宾”,因此,台湾代表团的角色非常特别。她说:“它的英文名字是guest,而大会上大部分与会者都是会员和观察员,以前没有GUEST这一名字,中文翻译为特别邀请的贵宾。听说这个名字是由大陆向大会主席提议(记者插话),这个我不太晓得,但大会给我们的信是用了GUEST”。
对于这次与会对台湾航空业的帮助,沈启坦言由于台湾过去不能与会,只能通过私人公司获取数月前的国际民航组织信息,这次在会议上就获得了所有资料。她说参加大会是第一步,希望台湾能参加后续的区域性会议,在那里可以和相邻国家讨论更多的技术性问题,获得更多的资讯。
对于台湾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的前景,沈局长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使她保持乐观,一是台湾朝野的共识,二是促成这次台湾与会的两岸关系改善,三是美国和欧盟等友邦和团体的大力支持。沈启认为:“台湾这次与会,就不可能回头了,只会越来越往前,越来越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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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09-25 0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墨西哥个人出入境旅游、公务考察、商务考察、团队旅游、展会服务、企业对接洽谈、赴墨邀请函办理、公务活动联系与筹办、旅游线路设计等有关旅游的一站式服务"




                                               廖健行作品之一:法拉盛中心



                                  作品二:5 Pointz, Long Island City.



                                          作品三:Sohncke Square, Woodside
廖健行,1977年生于台湾,18岁去加拿大温哥华留学,1999年来纽约学习摄影。2005年9月11日,他以全景摄影方式拍摄的“七号地铁生活圈”(Habitat 7)获得纽约时报杂志“捕捉时间”(“Capture the Times”)摄影奖。
2006年3月12日至7月9日,纽约皇后美术馆在纽约全景模型展示厅的上升坡道上,以彩色灯箱的形式展出他30幅摄影作品。
3月30日在皇后图书馆,廖健行兴奋地告诉记者,暑假他要去中国拍摄黄河:“要从黄河源头拍,用直升飞机拍。”
没料想,一个多星期之后,陷入沮丧之中的廖健行告诉记者:哪儿也去不了,因为只要他一日不回台湾服兵役,台湾发给他的每本护照都只会有半年的有效期,一直到满40周岁。在这期间,他一旦离开美国就无法返回,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让一个持有有效期只有半年的人入境。他可以回台湾,但会被扣住,无法再离开台湾岛;他也可以回大陆,因为他有台胞证,但却无法再回美国。思来想去,他发现自己被台湾护照卡在美国了。
迷上摄影的创造性
纽约皇后美术馆2006年的宣传单张对廖健行介绍的第一句话就使人产生误解,它说廖健行在18岁时就移民温哥华,后来抵达纽约。而实际上,无论在加拿大或在美国,廖健行都只是一个游学者,他持留学生的身份,在温哥华和纽约一呆就是11年。
记者:你在温哥华学什么呢?
廖健行:读了一下高中,后来读大学,学了一年商科,就半途而废了。我对商有兴趣,但一到正统地学理论就没兴趣了,可能对做买卖这个行为有兴趣吧。后来就想,要学就学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记者:四年后在纽约重新开始学摄影?
廖健行:我一直都很喜欢摄影,一直也都拍。与西方人相比,我们中国人对摄影的认知比较刻板,认为摄影是属于有钱人的玩具。东方人对商业摄影和艺术摄影的观念很浅,一直到80年代,一提到摄影就是婚纱摄影。我当时也觉得自己不可能靠这个吃饭,但当我对摄影的创造性认识深刻以后,看法就不一样了。摄影只是实践创造精神的一种手法。
我2003年获得了普拉特艺术和设计学院(Pratt Institute of Art andDesign)的摄影艺术学士,2005年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NY Visual ArtsSchool)硕士毕业。为什么读两个学校,那是因为越学习越知道不足。
记者:你喜欢什么样的摄影家?
廖健行:让我迷恋的摄影家是三个德国人,Bernd,Hilla Becher和 Andreas Gursky,他们给我很多启发,他们的风格是寻找同一种东西的不同侧面,然后作成一组作品。例如很有名的水塔照片有九个格子,这些水塔初看一样,可细看就不太一样。这就像拍记录片一样,成了一组镜头。效果非常冷,线条简单,画面干净,从中感觉不到一点人的气息。
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对待不同的物质世界。他们在拍摄时,在暗房和电脑制作中,都非常冷静地控制所有的画面。Gursky所有的照片都是拼凑成的,我不说出来你很难发现。
经过在纽约七年的摄影理论学习和实践,廖健行沿着三位德国摄影大师启发的道路,摸索着摄影技巧,应用老式相机在不同的时间里摄取许多相同景观的镜头之后,运用数位技巧将这些照片放置在同一张作品之上。廖健行称这种拼帖式的后期制作技巧,可以表现极佳的时间氛围,并得以再现环境的全景及细部。
在这些近乎电影导演式安排的摄影作品中,廖健行以一种奇趣,把他生活圈里的不同族裔的人们定格下来。
获纽约时报杂志摄影奖
2004年,10名台湾艺术家在纽约皇后美术馆以“唐人与美国这块土地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举办了作品展,廖健行有12张黑白摄影作品参展。
在此之前,廖健行已经将视野转向了更具象征意味的七号地铁生活圈。在他的想象中,7号地铁无情地从不同的社区轰鸣而过,沿着这震动不已的铁轨各族裔欣欣向荣,人们的生机仰仗于这条铁路。
七号地铁生活圈由48张作品组成,每张作品都由12张至15张原始照片合成,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是廖健行至今为止完成的最大的摄影计划。廖健行说电脑合成技术使得他的作品画面饱满忙碌,达到了自己设想的效果。他告诉记者,合成同一张作品中的不同原始照片时间跨度最长达1年半。
廖健行的作品感动了纽约时报摄影比赛的评委,2005年9月,还只完成了30幅成品的“七号地铁生活圈”获得了纽约时报杂志“捕捉时间”摄影奖。 多维:在你的作品中,能看到你有意留下的破绽,比如在“Day Workers”这张照片里,一群南美人站在路边等工作,一名女子从他们面前经过,你把她处理成了非正常人体,单腿着黄裤棕鞋向坡上走,上身是长发披面往坡下行。
廖健行:那是我故意移植的,它带来一些超现实的感觉,我不想把图片做的太完美太死。我希望人们看我的作品,会回头来寻找自己遗漏的东西,我希望人们读我的摄影,读出我作品中的诸多事件和活动。
记者:你为什么做这么大的摄影计划?
廖健行:我当时也没想到会做到48张,就这么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到感觉完整才停下。拍到30张的时候,我的出版社说30张就可以出书了,但我说不行,等我拍完。现在想起来非常过瘾,两年半的时间里,天天对着自己的作品。当你将自己的作品收集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慢慢建立了看待事物的思考模式,有时候在似懂非懂之间,发现哪些画面是自己要的,再按这种取舍去斟酌其他的照片。
记者:你想在作品里表现什么?
廖健行:就是这块土地和人。在这块土地上我看到了古文明和河流的关系,在我的画面里就是地铁和新移民的关系,七号地铁对于各族裔,就如同大河之于古时的人们。这里有来自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移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区,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在我的摄影中读到自己熟悉的画面,但它们全部出自纽约。
记者:在距离感和线条方面你受德国摄影家的影响,你自己的特点呢?
廖健行:我比他们更关注人性,我对人的兴趣比较强,对人的所作所为感兴趣,他们对空间对线条对历史更感兴趣,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人的痕迹。
记者:你制作每张作品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廖健行:我先画一张草稿,把需要的人和物画进去。我在七号地铁沿线走了好多次选景,是步行,这样我才能发现常人不易发现的景色和人物,发现人的有趣的活动。拍一张原始照片需要两个小时,再用12到16张原始照片合成一幅作品。我那时不是每天拍,我有时要上课有时上班。为了保证照片质量,我用的摄影器材是老式相机,带盖布的那种,有70磅重,用的是8寸X10寸的底片,为了省钱,我买半价的过期底片,好在电脑技术可以弥补这些底片的色泽不足。就这样,拍48张作品还得几万圆的费用。拍的时候,有些地方比如地铁里面还要向市政府申请拍摄许可,我在长岛市的最高建筑拍的时候,不但申请了许可,还买了人身保险,否则不可以上顶部拍。
因为一些预想的景点谈一个月也拿不到许可,就只能放弃。不过在拍完30幅作品拿到纽约时报摄影奖,对我后来申请许可有帮助。
记者:你现在这组摄影作品是否全部完成?
廖健行:还剩最后几张,完成后我会把所有的资料交给我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出版社,这是一家专门出版摄影艺术书籍的出版社,他们在我获奖之后找到我,帮我出书。在我获奖之前,皇后美术馆就找到默默无闻的我谈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展览,现在我有30幅作品在那里展出。
记者:获奖还为你带来了什么变化?
廖健行:我有了一家画廊帮我做经纪,曼哈顿的Julie Saul Galery,我刚到纽约时就常去这家画廊,我盯上它已经7年了,现在如愿以偿加盟进去了。摄影行业在纽约的竞争非常激烈,比方说在曼哈顿,有600家艺术画廊,其中只有100家摄影画廊,这100家每年只接受5至6名新人,这5,6个位子有两万个摄影师在争夺,曼哈顿和周边有一大堆的艺术家在争这几个位子。
记者:你个人生活怎样?
廖健行:极为简单,可以说没有生活。我做作品时间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出去玩。我不出去喝酒,不去舞厅,我的厨房变成了暗房,我就出去吃东西,我常去法拉盛,吃中餐。我对音乐没有兴趣,也可能是因为我思考时需要安静,音乐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灵感。我喜欢听地铁的声音,铁轨碰撞的声音加上人的嘈杂声,对我的思考会有帮助。
记者:你对文字的感觉怎样?
廖健行:我觉得好文字一两个字就是一张照片。我的灵感通常是靠读书来获取的,在阅读中看到画面。我可能是长期受视觉刺激,对画面倒觉得不新鲜,但对文字的敏感很强。
我常看艺术家的创作随感,读纽约时报的文章,少读文艺作品,我不是那种读万卷书的人。
台湾兵役制把我卡在美国
台湾自1949年以来就在一直实行全民志愿役募兵与义务役徵兵的二元化兵役制度。
按照台湾法律,满十八岁男性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果抗拒服兵役将会被判刑坐牢。目前,台湾军队中大约有一半的成员,是义务从军的士官兵。这种全民皆兵的作法,得到一些退役陆军将领的肯定:"徵兵制的好处在于全国全民皆兵,一到战争的时候有充份的动员部队来投入战争。徵兵制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它的平均素质很高。像美军在韩战时,兵力素质高就是因为徵兵制。" 
不过徵兵制在许多服过兵役的台湾青年眼中,却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许多士兵戏称,他们服的兵役,不应该称为义务役,而应该叫作不愿役。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去当兵的。
服兵役在他们看来是白白浪费时间。有已经退伍的义务役士官兵说:"男孩子很多人要出国留学,想要赶快投入就业市场。当兵两年一中断,学校学的全都忘光了,再重新投入市场,好像很陌生,要从头开始,多少还是会浪费时间。"
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台湾徵兵制,服役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过去役期曾经长达三年,不过近年来随着台湾军队的人员精简,役期从两年,一年十个月,再到一年八个月。兵役制度的彻底改革也在考虑之中,台湾军队已经在2003年开始少量的进行募兵,但有的人在期盼征兵制度由义务役转为志愿役。
廖健行就处于这种期盼之中,2005年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毕业以后,他面临着回台湾当兵或是在海外流亡的选择。廖健行告诉记者他不愿放弃在纽约的摄影事业,回到台湾军中去做米虫,数馒头。
记者: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廖健行:我还是拿台湾护照,正在申请艺术家移民来美,律师说我的资料够,就是要等时间。我这几天烦的也就是这台湾护照,台湾政府说我没服兵役,每次给我发的护照都只有半年的有效期限,每半年我就要换一次护照。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的护照只有半年,我哪个国家都不能去,我只能被卡在美国。我甚至想干脆移民到中国去,也不至于被关在美国。
记者:台湾方面能否有变通?
廖健行:据说2008年台湾可能会改为募兵制,改为职业军人,愿去的就去,拿工资,不再强制每一个人都要当兵两年。想象一个艺术家去当两年兵,再回来搞艺术,已经落后了。
我跑去跟台湾外交官交涉,他们说“连台湾大使的儿子都一样,你会有特权吗?”台湾有个棒球选手在美国扬基队,他享受了特权,当了两个礼拜的兵,运动员比艺术家牛呵。
记者:那你怎么对待这个困境?
廖健行: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说,我去当兵,两年之后就不再有阻挠了,去哪里都自由了。但一想到如果当兵离开纽约,没有创作,没有新的作品,那我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我征求很多朋友的意见,有人说当兵好,有人就骂台湾政府,说实在台湾政府这几年做的真不好。台湾号称有40几万兵,能打仗的也不知道有几万,大家都是去数馒头。
你知道在80年代大陆有个艺术家要进台湾,按规定台湾不许可,后来因为他是着名艺术家,就开禁了。我现在想我也要变得很出名以后,就能享受特例了。
记者:你现在能自由进出台湾吗?
廖健行:不能,我回去就会被抓住,被关在台湾,不给出来。很多在外面搞艺术的台湾青年和我一样,我们已经把台湾放弃了一半了。
不知何时能拍黄河
2002年,廖健行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重走长征路摄影活动,这项把当代艺术带进贫困乡村的活动为期2个半月,由一个美国的基金会组织,当时还在纽约读摄影本科的廖健行因具备西方的文化背景,又能和中国人沟通而入选,在其中负责摄影记录。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的廖健行说在两个半月里喝了至少40种啤酒,他还清楚地记得贵州茅台的小姑娘用水壶给他装茅台酒喝的情景。那两个半月使他领略了中国的辽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啤酒,每天和艺术家们在一起,大家一起光着头,坐在路边,喝酒喝到天亮,还吃了狗肉。最后这次活动的摄影作品出版成册,基金会在北京还设了一家画廊。
那次中国之行使廖健行计划拍摄黄河,他告诉记者,不拍美国的河流,要拍河流就回中国去拍,拍黄河,因为那才是自己的根。
因台湾兵役而导致的护照问题使廖健行受困于美国,黄河拍摄计划也只好搁置起来。
记者:黄河计划受阻,你有其他的摄影计划吗?
廖健行: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让我去一趟中国又能让我回到美国,但想不出来。山不转水转,我只好在美国多呆两年,说不定两年后在美国会有人赞助我去中国拍摄,我乐观地这么想。
现阶段做不了黄河计划,可以做别的,如果我一定要先拍黄河,那我就只好先回台湾当完兵,再去大陆拍黄河。
但我现在在考虑另一个计划,一个和人息息相关的事情:金钱。我在考虑城市的架构和金融架构,金钱和人们生活的关系,我发现这个很有趣,我想做一个计划叫做“City On the Citi”,“花旗银行架构上的城市”,我想去美国所有的城市,在高层建筑上俯拍花旗银行,鸟瞰这个世界最大的银行怎样控制人们的生活,镜头从上望下,上帝在俯瞰着人民。
不过这个计划还不成熟,我要写计划书,还要征求花旗银行的拍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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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09-25 0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2010年,纽约《世界日报》记者简一夫拍摄的廖健行



                                       台湾教父陈启礼



                                    2009年我在纽约拍摄的林毅夫



                                             1988年张宪义叛逃美国时的新闻



                                              流亡美国20多年的张宪义
不说不知道,其实有不少台湾人回不了自由民主的台湾。
2006年,我在纽约采访了29岁的摄影家廖健行,发现这位获得《纽约时报》摄影奖的台湾青年竟回不了台湾,因为一旦回去,他就必须留下来服兵役,于是他选择在美国流浪。2008年,台湾部分实行募兵制,2013年1月1日起,台湾兵役制度转变成“平募战征”,1994年后出生的男青年只需要经过4个月的常规兵役军事训练。廖健行应该可以回家了。
回不了台湾的人当中,大名鼎鼎者少不了台湾竹联帮原老大陈启礼。他曾因江南遇刺案获刑,再遭通缉后逃往柬埔寨,在金边流亡十七年,2007年因患癌症赴港治疗,两个月后客死香港。半个月后, 陈启礼魂归台北,台湾黑道为他举行了世纪葬礼。
2009年5月2日,在纽约地区北京大学校友会于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学礼堂举行的年会上,我采访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这位三十年前(1979年5月16日)叛逃的国军精锐马山连连长表示“作为台湾子弟,我希望能够回台湾,去扫墓、拜访以前教过我的老师、看望亲戚和老朋友。回台湾,是我作为台湾子弟,离开那一天就存在的愿望,我相信这个愿望会实现!”因为叛逃罪,曾在2002年父亲病逝时想回宜兰奔丧的林毅夫,至今不能回台湾。
还有一位身份隐秘的台湾不归者,就是1988年1月12日逃往美国的国军上校和核物理学家张宪义。当时他把台湾几乎成功研制核武器的机密资料交给了美国政府,导致三天后美国会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突查他任职副所长的台湾中科院核子研究所,拆卸设施带走仪器。台湾指控张宪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卧底,目的是终止中华民国的核武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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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09-24 0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电影界没有教主。
曾经的牛人张艺谋,现在几乎已经偃旗息鼓,既没有创立自己的风格流派,像古时的贤者一样收一帮弟子门徒,又没有像现代人一样走上社会,成为一个积极干预社会事务的活动者。现在偶尔传来的关于张艺谋的消息,是他已经成为七个孩子的爹。恭喜他已经和印度人一样,没事就在床上作业。记得印度的计划生育口号是“多看电影少做爱”,中国这位曾经的顶级导演,干的却是“不拍电影专做爱”的勾当,可见当今中国电影堕落之一斑。
比张艺谋年轻七岁的塞内加尔人穆萨(Moussa Touré)最初在电影界的势头远逊于前者,但后劲十足。
他在29岁时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达喀尔鳄鱼电影公司( Les Films du crocodile Dakar),拍了第一部短片,四年之后拍摄了为他获得一定声誉的长片《Toubab Bi》。他被国际社会认识是在39岁时,拍摄的TGV在非洲大获成功,还在意大利获得了第九届米兰非洲电影节公众大奖。
写到这里,再拿张艺谋做个对比,张艺谋37岁就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40岁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赢得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41岁的《秋菊打官司》摘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43岁时以《活着》获得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其大燥的名声远非穆萨所能比。
但就这么一个牛人,愣是没有在中国电影界有更大的作为,他后来在中国的生存状态也只是“活着”。
穆萨则不同,他在2002年43岁时,在塞国一个叫Rufisque的地方创办了自己的电影节《穆萨做东》(Moussa invite) ,专门推广非洲人自己拍摄的纪录片。
在此次《蒙特利尔国际黑人电影节》上,穆萨带着四个塞国门徒的纪录片到来,在上映现场,由法国驻魁北克总领馆文化官员出面介绍这位塞内加尔的电影教主。
门徒一 Pape Samb 的纪录片讲述一位海滨妇女每日起早拾贝维持全家生计的故事,她所在的岛屿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混居,却有着难得的和谐。
门徒二Abdoulaye Cissé,拍摄了一位祖传的乐器制作人 Cissakho 如何制作及演奏 kora 的故事。
门徒三Daro Sarr 跟踪了一位多妻的穆斯林渔民的家庭生活。
门徒四Mamadou Fall讲述了一名快活的打工妹在餐馆做帮工的生活。
有国际声誉的电影人,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社会影响,广收门徒,教他们讲述老百姓朴素的故事,并不比床上做爱更难,但需要热爱生活、关注他人及社会的胸怀,而当今中国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老一辈的张艺谋陈凯歌没有,后生贾樟柯也没有,这既是中国政治的问题,也是中国电影人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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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09-24 0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非洲东南部小国马拉维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里有个名叫威廉姆(William Kamkwamba)的农家男孩子,中学毕业后突发奇想,要在简陋的家居旁边建两个大风车。
是图书馆里的书籍催生了这一奇思妙想,当时威廉姆18岁,到处搜集蓝胶树枝、自行车零件和铁皮,他就要靠这些废物,修建两座高十几米的大风车来为自己所在穷乡僻壤发电。
2006年,马拉维的《每日时报》讲述了威廉姆的故事,不久后大名鼎鼎的《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使他一夜之间名扬四海,美国实业家汤姆(Tom Rielly)来到了这个1987年才出生在马拉维小唐吉珂德身旁,帮他著述、为他规划人生。
威廉姆开始周游欧美各大城市,他在纽约帝国大厦第一次坐上电梯,从摩天大楼 的窗玻璃里探出手去,体验风的感觉。芝加哥的科技馆也有他的发电风车模型。威廉姆回到自己的村庄建了一所新的学校,自己则入读《非洲圣经学院》,后又进了《非洲领导人学院》,现在他是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
2009年10月,他成为CNN热门节目《每日秀》 (The Daily Show)的座上宾。
2011年,他获邀成为谷歌线上科学竞赛活动中(Google Science Fair)演讲嘉宾。
就这么一个奇思妙想玩风车的家伙,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唐吉珂德,不过与唐吉珂德悲凉的命运不同的是,威廉姆凭着唐吉珂德式的旷世创意,走出了贫瘠的黄土,来到了现代世界。
纽约的独立制片人Ben Nabors在95分钟的记录片里讲述了威廉姆的故事,好莱坞还买下了他的故事版权,日后一个非洲版的唐吉珂德将会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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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09-21 00: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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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向议会提交了《魁北克价值宪章》草案,提议禁止教师、医生、法官、检察官、警察和托儿所雇员及政府公职人员佩戴面纱、小圆帽、头巾和大十字架等明显的宗教饰品,如获省议会通过,魁北克将成为北美唯一下此禁令的地区。14日,被激怒的穆斯林、锡克教徒、犹太人和原住民走上街头抗议,加拿大多元文化部长肯尼在推特上推了一张自己戴锡克头巾的照片,并表示为捍卫宗教自由联邦政府不惜与魁北克对簿公堂。一名魁北克当地人向记者表示,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本地天主教徒也受到伤害。加拿大最大的民调公司莱杰市场(Leger)最新的民调显示,魁北克正面临着1995年第二次独立公投以来最严重的分裂,支持和反对宪章者分别是43%和42%。
《魁北克价值宪章》诞生的背景是十年来这里爆发了一系列涉及到社会、政治和法律层面且令人困惑不已的事件,2002年一名锡克教学生带一把宗教仪式用刀去公立中学上课,学校禁止后被以限制宗教自由告上了加拿大最高法院,06年他获裁定可以带刀上学,但必须放在布袋中的木鞘里,且不得打开。06年,蒙特利尔的哈希德派犹太人要求YMCA把玻璃换成有色玻璃,以免他们的孩子看到女性健身时的情景,为此他们还支付了换玻璃的费用。07年,到魁北克一家枫糖小屋旅游的穆斯林游客请店主和他们一起祷告,并要求在场的其他40名客人离开,经传媒曝光后轰动一时。07年还发生了一起穆斯林女学生被逐出足球赛场的事件,因为裁判员认定她的头巾会威胁其他球员的安全,她在拒绝摘下头巾后被逐出赛场,最终导致和她一起来魁北克参赛的其他几个安大略省的球队集体退出比赛。
在这些个案发生的同时,魁北克的一些地方政府也有行动。人口只有1340人的小城赫鲁维尔(Hérouxville)在07年宣布为新移民制定了五页纸的《行为准则》,内容包括不得用石块袭击妇女和不得用火活烧女性等,小镇议员还要求政府宣布紧急状态,要求联邦修改宪法和魁北克修改人权法案。当年,省内又有两座小城市制定了类似的规则。当时的自由党省政府组成了有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参与的咨询委员会,在17个城市征求公众意见后出炉了一份包含37项建议的报告,但否认魁北克存在真正的危机。2012年魁人党执政后,马华省长开始重新考虑《魁北克价值宪章》。
省民主与公民事务厅厅长贝尔纳-谭维尔为这一极富争议的举动辩护说:“在宁静革命50年后,魁北克政府以这个宪章继续完成宗教和国家政体分离的进程,并认为这是应对现代国家中宗教多元化问题最好方式,强大的公民社会终将超越不同的宗教、道德和文化差异,最终平等相处”。
但魁北克社会并没有理会他的解释。9月11日,国会议员莫朗妮(Maria Mourani)警告价值宪章会“制造系统性歧视,尤其是歧视女性”,这位出身魁北克独立运动魁人政团的议员认为,这个宪章也会伤害魁北克独立运动,独立运动花了数年拉拢少数族裔,《宪章》会使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发表言论的第二天,这位黎巴嫩裔议员就被魁人政团逐出仅有5人的议员团。
加拿大英语省份从魁北克社会的分裂中发现了机会,邻近的安大略省趁机到魁北克招徕医护人员,4家医院公开在魁北克省刊登广告,广告词明说“我们不管你们头上戴什么,只管你们心里有什么”。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市长纳什(Naheed Nenshi),是北美大城市里首位穆斯林市长,他公开批评魁北克的做法缺乏远见,指“宪章不仅损害了加拿大人的伦理道德,也损害了加拿大成功所仰仗的一切,它会使这个国家没有前途”。 纳什公开鼓动魁北克人搬到卡尔加里去,以逃避正在那里发生的宗教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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